侄儿忆周总理:开国大典上穿的是平时衣服
侄儿忆周总理:开国大典上穿的是平时衣服
周恩来在柏林万赛湖
周恩来：大家族的尊者 ———访周恩来之侄周尔鎏
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诞辰113周年；
周总理的侄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尔鎏教授，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为《周恩来在广州》展览揭幕，并作演讲；活动举办前，他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1.我家与总理的特殊关系
说起周总理，周尔鎏总是以“咦，原来这个你们也不知道啊？那我就给你们讲讲吧”为开头，讲他在总理身边的所见所闻。每个故事说完，他又总不忘交代一句：“这个我有版权的啊，我自己的文章都还没写完。”
周家是个大家族，人数很多，周总理都一视同仁。周尔鎏说，父亲周恩霔是总理的堂弟。但他家与总理有着很特殊的关系，他也是周总理解放前唯一直接抚养的侄子。所以，他是周家后人中与总理感情较深、相处最久，也是总理最了解的人。
周尔鎏说：“我家跟总理比较有缘分，我们家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都住过，刚好他也同一时间在这些城市学习或者工作。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到上海，首先就去找我父亲。后来上海出事，中共地下党的保卫工作主要负责人叛变，整个地下组织的人都面临暴露被抓的危险，总理迅速安排疏散，将损失尽量减少，之后他就夜半来到我家隐蔽起来。在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我的家人都掩护过他。很久以后，我才醒悟到，总理其实是一早就有意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紧急时避人耳目。当时的地下工作非常危险，作为主要领导，他必须事事谨慎。”
2.总理的两封家书
梳理清楚总理两封家书的来龙去脉，是周尔鎏近年来的一项研究成果。
第一封：1921年寄自伦敦，收信人“周贻康”
周尔鎏介绍说，1920年12月底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小住后，于1921年1月5日抵达伦敦。不久，他初步办妥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随即以此亲笔写就的家书向国内父辈禀报一切。“我曾将此家书捐赠给相关研究机构，但由于信无头无尾，造成了收信人的误传。经过调查，我证实了祖父周贻康才是真正的收信人”。
这封信真实记录了当时周恩来的历史足迹，生动描绘了他在异国经历的新开端，包括学习、生活等种种情景以及思想动态。在看到伦敦“交通复杂，人种萃集，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的景象后，周恩来写道：“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周尔鎏认为，欧洲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源头地区，而英国既是世界的缩影，更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周恩来在此作社会考察，然后再作俄英两国的比较，有利于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救国之道，对青年周恩来做出政治抉择具有重要意义。
“这封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周尔鎏说：“它让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探索治国之道过程中，如何从一个杰出的青年学生运动领袖迅速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周恩来从巴黎寄给家人的明信片
第二封：1939年寄自重庆，收信人“周恩霔”
周恩来的另一封家书，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此信于1939年由周恩来自重庆托人设法转送到上海，收信人为他的同辈幼弟，即周尔鎏的父亲周恩霔。信中向二伯母程仪贞和周恩霔告知父亲周贻能已从贵阳辗转至重庆，全家平安团聚，并为其父亲欢庆生日。其主要目的是按预定计划通知周恩霔迅速赴渝工作。
周尔鎏向记者展示此信的幻灯片，信以端整庄重的正楷写就，与他通常的行草体书信很不一样。信中写道，“分手两年，居时念弟。今春得一来书甚以为慰”，“不识二妈大人身体精神两康健否？”寥寥数语，可见周恩来对亲人的牵挂。
周恩来给家人的信常以“来兄”、“鸾兄”(他的乳名为大鸾)或“七哥”等变换不定地署名，信也往往不直接通过邮局而是利用党外人士转递。这既反映他性格活泼开朗，又表明了他身处敌统区所采用的工作方式。
周尔鎏还回忆了一些家庭往事，“周恩来的生父曾由祖父提携在身边工作”。“我的祖母程仪贞自周恩来7岁起就非常喜爱他。周恩来、邓颖超对她老人家照顾长达60年，直至她九十高龄辞世。我的父亲是同辈中最小的幼弟，比周恩来小10岁，周恩来当年常为他洗脸，赠送玩具、连环画，讲解《三国演义》，教他学习英语和做体操等，彼此手足情深。”
3.七爸在西柏坡穿的那套军服
周尔鎏长期在七爸、七妈(周家晚辈对周恩来、邓颖超的尊称)身边生活，不少生活点滴都成为今天珍贵的回忆。特别是周总理夫妇赠与他的一些物品，更是件件都有故事。结合手边的照片资料，他一一给记者做了介绍。(责任编辑：布鞋家园)
